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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冯玉祥蒙古见闻录:与人握手说话,不文明的工作也能发作
2019-08-06 22:05:50

在1924年10月第2次直奉战役中,冯玉祥发起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赶逊帝溥仪。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撑郭松龄“倒奉”,总算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进犯驻守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逼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亲近交游,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装备了三十多名苏军参谋。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挨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交游,蒙古公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访问过冯玉祥。所以,在此番危殆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调查的决计。

旅蒙调查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阅历改造后的崭新相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亲近接见会面,在外蒙古,他总算参加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调查期间的见识影响了其尔后的政治判别,也对日后的北伐战役产生了严重影响。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社会相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议,行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决然宣布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境,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我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妥出国手续,预备稳妥,启航之际,友人纷繁前来送别。

前来送别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人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明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竭力隐饰自己此刻的窘境,期望将自己被逼出走矫饰为“防止内战、遵循平和建议”,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刻冯玉祥的穷困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轿车启航,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整大道,一路崎岖不大,即便在没有路的当地“也一般的平整康庄”。塞外景色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罕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满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广阔平原”。戈壁上,“生动肥壮”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轿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仍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申报》对冯玉祥下野赴蒙的报导

轿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公民革新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1926年冯玉祥蒙古见闻录:与人握手说话,不文明的工作也能发作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公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逐个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讨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景象也作了一个大约的调查”。冯玉祥对蒙古公民革新党的形象不错,以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尽力于政治作业,很有一种新式的奋发向上”。冯玉祥特别记叙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办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成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所以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评论的问题许多,发言者很是积极。在这八个钟头中心,咱们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罢了。听说他们日常日子都是如此俭朴。问他们何故这样,回答说:‘由于咱们正在建造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尽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控制、节省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慨叹“这种精力在今天的我国尚缺少得很,咱们应当羞愧的”。但是,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较为恶劣。因而,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较为认同,以为其“颇有一种雷厉风行的革新精力”。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出家,冯玉祥由此以为,“新政府关于破除迷信的作业极是尽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悍然不顾,通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军事准则

作为行伍出身的武士,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准则尤为留心,细心记录了外蒙古戎行的军力与相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参谋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战士教育很重视前史常识的灌注与民族精力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汗马功劳,使在每个战士脑筋里打入深刻形象。所唱军歌腔调缓慢雄壮,歌词亦皆系关于民族英烈的表扬”。他与居处外的岗兵扳话后,觉得他们的常识水准颇高。在俄蒙鸿沟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兵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以为“这完满是为灌注主义及对战士实施政治教育的当地”。冯玉祥饶有兴趣地问询一个战士关于我国革新的业绩,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业绩,该战士都能对答如流,极为了解。他慨叹道“可见他们对战士政治练习多么重视”。

徐谦

冯玉祥还观赏了驻守在库伦的俄国马队练习,对俄国马队的骑术拍案叫绝:“所谓哥萨克马队甲于全国,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洁净,全部内务也大致不坏”,但“仅仅室中有一种特别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兵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熟睡的战士,没叫人把他吵醒,只请另一个战士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检查,俄国战士因穿戴皮靴之故,不必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审察裹脚布的姿势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以为战士坚持杰出的卫生习气可以使戎行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战士的保护,也有助于坚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习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习俗颇感别致。他特别具体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景象,并提到外蒙古战士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气畅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同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以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欢我国绸缎情形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考虑。

进入寻常群众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1926年冯玉祥蒙古见闻录:与人握手说话,不文明的工作也能发作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自己也习气席地而卧,遂借此宣称日自己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诽谤”。蒙古民歌腔调动听缓慢,日自己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明,“我听着倒有点像咱们我国的秧歌”。

其时外蒙古一些群众尚有草原习俗留传,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不管男女都是如此。尽管他们都穿戴长袍,蹲在地上解手,他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以为“这种习气,怕就是户外日子所养成,由于户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诉苦。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约因藏传佛教原因,当地习气“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愿吃那死尸,他们就以为极不声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自己欠好,就是说他祖先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暴,“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风险1926年冯玉祥蒙古见闻录:与人握手说话,不文明的工作也能发作”。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奉告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户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处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由于他们往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新气味

在其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赤色英豪”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新的气味,成为了“被压榨民族的集会场所”,聚集了多国的革新首领。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新者的联谊,令他感受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赋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许多,歌唱、跳舞、林林总总都有。出演者包含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神通。故每个节目都赋有当地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扮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生动之极,种种姿势,都足可生动血脉,健强身体,与咱们国术的意图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款待周到,各民族公民人山人海,一团和气。但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跃跃欲试,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耀武扬威,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榨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夺自在与人的美好;今天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愿的。想到这夜的通过,的确是一个充溢高兴与期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刻已对左翼思维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访问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协助我国革新政府运送军械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关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戴好过老母亲的状况较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谈判中,冯玉祥收成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向谈到第三国际的建立及其开展的前史,翔实深到,婉转动听”。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竭力向他陈说,“英豪的年代于今彻底过去了,革新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有必要有群众,有必要有主义,有必要有组织,不然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彻底打动了,听到最终,感到“左讲右讲,分析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仰”。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情,那就是此刻“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通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参谋鲍罗廷;参加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新、三一八对立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参谋、英文秘书,下一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闻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人。在与他们的攀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情”。

不久,鲍罗廷等人启航,徐谦则挑选留下,决计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其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光之美少女剧场版心之朋友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起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逃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尔后隐秘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集。其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候。徐谦奉告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条件”。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参加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预备妥善,即乘轿车由乌兰巴托启航,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鸿沟城市恰克图,冯玉祥“观赏了工人住所,也看了农民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慨叹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国际,坐收渔利的有闲阶层,以及对劳作群众压榨克扣的种种漆黑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冯玉祥在蒙古逗留三十多天,遭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明显事前策划好了冯玉祥的观赏道路,他所看望的营房、民宅简直无不明窗净几,所见的当地群众也简直无不浸透醒悟,连一般战士都能对我国的军阀战局一目了然,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满着对立帝国主义的革新热心。在这种气氛烘托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较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运用革新、前进的规范审察、评判着当地的景物情面,并不时对我国的保存局势提出批评。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敏捷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役,其思维转变在旅蒙期间现已发端。(文章转自汹涌新闻)